我初中结业后上了中等师范 ，结业后当了两年头中先生 ，1987年自学考上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就算开启了我的考古之路 。
原来高考我想报的专业是哲学和历史学 ，可是那年这两个专业在甘肃不招生 ，就报了相近的考古学 。我之前对考古学并没有几多相识 ，是严文明和宿白先生的“考古学通论课” ，为我翻开了考古学的大门 。严先生授课思绪清晰 ，深入浅出 ，容易听懂上心 ，宿先生授课信息量很大 ，叙述严密 ，记条记很有成绩感 。由此我相识到什么是考古学 ，从而喜欢上了这门寻根究底、注重实证的学问 。两位先生既注重对详细资料的先容剖析 ，又有诸多全局性熟悉 ，这也深深地影响到我 。现在海内的不少考古课 ，面越来越窄 ，自我感受专门精湛 ，却不见得利于学生久远的生长 。不过考古学通论这样的课程最好照旧由学识渊博、履历富厚的西席教学为好 。
1987年在北大西门
本科阶段还上过许多其他的考古课程 。断代专题性子的课程 ，有“旧石器时代考古”（吕遵谔）、“新石器时代考古”（张江凯、赵朝洪）、“商周考古学”（李伯谦）、“战国秦汉考古”（高崇文、赵化成）、“魏晋南北朝考古”（齐东方）、“夏商周领土青铜文化”（孙华）、“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学”（晁西岳）、“古文字学”（高明）、“甲骨文研究”（葛英会）、“汉唐考古文献先容”（权奎山）、“中国释教考古”（马世长）、“动物考古学”（黄蕴平）、“古代钱币”（高崇文）、“古代陶瓷”（权奎山）、“古代绘画”（杨新 ，故宫博物院外聘）、“中国古代碑刻”（张辛）等 。要领手艺类的课程 ，有“野外考古学概论”（严文明）、“人体骨骼判断”（吕遵谔）、“现代科技与考古”（原思训）、“考古绘图”（马洪藻）、“考古摄影”（赵思训） 。别的尚有“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李仰松）、“文化人类学”（李水城）等 。教学这些课程的许多先生都是某一领域的集大成者 ，大部分先生都能把自己最好的研究教授给学生 。尤其各门断代考古最为主要 ，为我打下了较量扎实的考古学基础 。
北大考古原来就是从历史系分出来的 ，我们上本科的时间还开设不少历史课 ，并且都是历史系的先生们给我们讲 ，有“先秦史”（孙淼）、“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祝总斌）、“隋唐宋辽金史”（吴宗国）、“元明清史”（王天有）、“天下古代史”（周怡天）等 。这些历史名家开设的历史课 ，使我大致相识到历史学的脉络 ，对厥后的考古学研究很有利益 。我一直以为考古学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历史学 ，和文献史学的团结是考古学阐释的第一选择 。当下的考古学教育似乎以和历史学剥离为荣 ，不给学生开或很少开历史课 ，也不请历史学专业的先生上课 ，导致不少考古学专业学生缺乏基本的历史学知识 。
除了考古、历史方面的专业课 ，全校性的选修课就很无邪了 ，选课基本是随着感受走 。我选“西方现代艺术”课 ，最先是以为好奇 ，先生的教学也确有令人脑洞大开之处 ，最后还给了我满分 。选英文影戏课 ，纯粹是为了找时机看影戏 ，英文并没有听懂几多 。上世纪八十年月高校头脑空前活跃 ，我们会争先恐后地去听感兴趣的讲座 ，或者去蹭课 ，不少热门课堂座无虚席 ，走廊甚至门外都是人 。我还课外阅读了不少哲学、心理学、文学等方面的书籍 。套用一个现在时髦的词汇 ，这也许就是所谓“通识”教育了 。现在的高校特色学院书院满天飞 ，都说是为了抵达“通识”教育目的 ，可学生多被“绩点”和排名所左右 ，真能做到按兴趣选课和阅读吗？我看很难 。
考古专业最要害的就是大三的野外实习 。我们是1989年下半年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实习 ，由新石器考古教研室的张江凯、赵辉和张弛三位先生带队 Ｗ钕仁彼腥硕荚谛ぜ椅菁骨蚩 ，厥后我和方勤、刘琳、韦江、张良仁、张攀几位男生到谭家岭区 ，在那里掘客出其时以为很厚的墙和很粗的柱子 ，厥后石家河古城垣发明后 ，才知道那里差未几是焦点区 。掘客竣事后转入荆州博物馆整理资料 。通过实习 ，我学到了基本的野外掘客和室内整理要领 ，更主要的是以后与新石器时代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本科结业论文由张江凯先生指导 ，问题是《江汉平原地区石家河文化的陶器分期》 ，我凭证那两年的学生实习报告对石家河文化举行分期研究 ，算是我最早的一次实验性的考古学研究吧 。
1989年本科实习 ，荆州博物馆
二
1991年本科结业后我被推免上新石器考古偏向的硕士研究生 ，导师是严文明先生和张江凯先生 。硕士时代学习方法爆发了较大转变 ，先生不再系统教学 ，而是让学生凭证教学纲要课外阅读、课堂讨论 ，先生点评、指导 。严文明先生给我们开的课程主要是“考古学理论与要领”和“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我们讨论时先生一样平常不会插话 ，他会在认真听完各人的意见后 ，清静地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保存的问题 ，使人常有茅塞顿开之感 。鸿运国际妄想中尚有一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现实上是在先生指导下自学 ，我对古史很感兴趣 ，阅读了不少古文献和王国维、顾颉刚、蒙文通、徐旭生等先生的论著 。现在想起来 ，在高？脊叛ёㄒ悼饫嗫纬痰纳挛醇赴？这门课的名称和徐旭生先生的书名完全相同 ，可见严先生对徐旭生先生的古史研究高度认可 。从徐旭生到苏秉琦再到严文明 ，其间有一种古史研究的师承关系在内 。我以后做古史传说研究也算是这一师承关系的接续 。别的 ，我还上过李伯谦先生的“夏商周考古研究” ，李仰松先生的“民族考古学” ，夏正楷先生的“第四纪地质学”等课程 。我以后能在夏商周考古、情形考古等领域也做些研究 ，与这些课程的开设有很大关系 。
研究生阶段更主要的是阅读专业书籍 ，寻找研究门径或要领 ，开展研究并撰写作业 。着实写作业就是写论文 。无论是听课照旧阅读 ，目的是为了开展研究 ，必需有清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意识 ，找到着力点和要领 。研究生阶段不“入门” ，以后生怕就很难了 。我本科阶段读的专业书较量少 ，硕士生阶段才最先认真读 ，中英文都读 。读英文书也是为了训练一下英文阅读能力 。念书可以泛读 ，也可以集中于弄清某个问题 。我由于对墓葬研究有兴趣 ，翻阅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献 ，尤其是英文文献 ，写成一篇《墓葬的考古学研究——理论与要领论探讨》 ，算是“考古学理论与要领”课的作业 ，1992年获得贺云翱先生支持揭晓在《东南文化》上 。由于对海内所谓民族考古学的提法有点看法 ，就写了《什么是民族考古学》 ，也是“民族考古学”课的作业 ，揭晓在1993年的《东南文化》上 。这是我最早揭晓的两篇综述性的论文 ，虽然很不可熟 ，但却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严文明先生也是支持勉励学生撰写并揭晓论文的 ，他对我说论文会越写越好 ，熟能生巧 。硕士时代尚有两篇作业《大汶口墓地剖析》《殷墟西区墓地剖析》 ，划分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和“夏商周考古研究”课的作业 。两篇文章都是模拟严先生《横阵墓地试析》的 ，连语言都模拟 。我以为对初学者来说模拟很主要 ，就像写字从描红最先一样 。写《大汶口墓地剖析》时 ，我注重到大汶口墓地晚期的时间 ，整个墓地已经被少数大墓占有了 ，社会爆发质变 ，这可能是正式进入文明社会的节点 。写《殷墟西区墓地剖析》的时间花了更多功夫 ，一两千座墓要剖析、列表、作图 ，还去考古系资料室查半人高的《甲骨文合集》 ，最后得出殷墟西区墓地是20几个族而非8个族“聚族而葬”的结论 。《大汶口墓地剖析》在结业前揭晓于《中原文物》 ，《殷墟西区墓地剖析》先是投给一个刊物不接纳 ，再投《考古》才揭晓 ，审稿专家还给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 。
1992年后半年的研究生实习 ，是和宋豫秦先生一起掘客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 。宋豫秦其时是邹衡先生的博士生 ，此前已经在郑州大学任教多年 。宋先生不在的时间我要认真整个工地 。记得大都时间我都是第一个到工地 ，站在挖出来的土堆上面 ，招呼周围的农民工来工地上班 ，又是最后一个推着装满陶片袋的架子车脱离工地 。有几天还和北大城环系的莫多闻先生等做情形考古视察 。记适当掘客竣事并在练江河洗完所有陶片后 ，在斜阳的余晖里我突然伤感不已 。1993年我还小规模掘客了驻马店党楼遗址 ，掘客时住在菜地中一个堆过砖坯的小棚里 ，铺稻草当床铺 ，点蜡烛照明 ，其时也没有以为艰辛 ；拐砭蚩妥柿 ，拼陶片绘图 ，定型式分期 ，在整理室地上把那些陶器标本重复地排列组合 ，终于找到了类型学的门道 ，受益终生 。1994年暑期又到驻马店继续整理掘客资料 。我执笔编写揭晓了杨庄和党楼遗址的掘客简报 ，还相助编著出书了《驻马店杨庄》掘客报告 。
上世纪80年月北大考古学专业的硕士论文 ，大多是以学生自己掘客的资料为基础睁开研究 ，填补某些时空方面的空缺 ，我也不破例 。我的硕士论文是以驻马店杨庄遗址为基点 ，做豫东南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 ，这虽然首先得吃透杨庄遗址的质料 。在整理研究的历程中 ，我发明龙山前期遗存属于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 ，后期属于以河南中西部为中心的王湾三期文化 ，将视野扩大到整个豫南甚至江汉两湖地区 ，也还大致云云 ，进而熟悉到龙山前后期豫南江汉等地爆发过一场文化巨变 ，并可能与传说中的“禹征三苗”事务有关 。我把以上这些熟悉综合起来 ，就形成硕士结业论文的初稿 ，有36000字 。严文明先生看后 ，以为我的逻辑不敷清晰 ，就替我改拟了一个论文提要 ，每个纲目下面尚有说明 。这次指导对我影响很大 ，我意会到写论文就得牢牢围绕主题 ，逻辑清晰地睁开 ，不可啰嗦枝蔓 。我凭证严先生的提要修改 ，形成12000字的论文定稿 。被删下的两万多字经由修改 ，就是稍后揭晓在《考古学报》上的《王湾三期文化研究》那篇文章 。
三
1994年拿到硕士学位后 ，我到鸿运国际应用文理学院事情 。两年后考上了严文明先生的博士生 ，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博士生阶段的英语课外教管得严 ，没法缺课 ，因而口语有点前进 ，还学习了二外德语 。专业课只有“考古学原理”、“新石器时代考古专题”、“中国古史传说”三门课 ，有的听严先生讲 ，但主要靠自学 。
严文明先生在我的博士生指导计划中 ，指定我主要研究华北或是北方地区 ，这是由于他妄想好让我去内蒙古凉城县老虎山事情站 ，复合整理岱海地区的一批考古资料 ，并以此为基础写作博士论文 。岱海地区这批资料 ，是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田广金和郭素新先生多年掘客所得 ，他们已经做了陶器拼合、统计、分期等起源整理研究事情 ，但没有精神编写报告 ，希望严先生派得力的学生资助 。严先生选中了我 。这关于我来说是十分难堪的机缘 。
1997年下半年 ，我到老虎山事情站 ，主要整理龙山时代资料 ，兼及仰韶时期 ，同时也做了岱海地区几个城址的增补性勘探测绘和小规模掘客 。整理时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绘图 。我把每件石器上面能视察到的制作和使用痕迹都画了出来 ，陶器呢 ，断面是怎么接的 ，内里是怎么拍的 ，口部是怎么修的 ，下腹是怎么刮的 ，能望见的痕迹也都画出来 。其次就是整理历年来的文字资料 。昔时掘客时条件很是艰辛 ，住宿只能靠挖窑洞 ，并且掘客职员分很多多少批次 ，那种情形下的文字资料就较量散乱 ，要弄清晰禁止易 ，我除了耐心整理 ，还讨教田先生、郭先生 ，以及曾加入掘客的技工等 。第三 ，最关健的是排队分期 。我天天一边绘图一边琢磨分期的事情 ，有时三更有了灵感就跑去整理室摆弄一番陶器 。由于绘图时我对器物有详尽视察 ，以是分期排队时就顺畅多了 。我深深感应 ，掘客、绘图等 ，都得考古学者亲历亲为才行 。对做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人来说 ，若是没有感性熟悉 ，没有摸陶片的功夫 ，没有类型学的功底 ，可能永远都是在隔靴搔痒 。
1997年正好遇上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日自己相助掘客周围遗址 ，有一段时间老虎山上照旧蛮热闹的 。有时陪田先生用饭 ，他会一边小口喝着呼白 ，一边给我讲他对北方地区考古的许多思索 ，尤其是他关于长城沿线人地关系的熟悉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可是大都时间山上只剩下我一小我私家 ，尚有两条狗 。记得我住的宿舍里堆满了朱开沟遗址出土的人骨 ，那时也不以为畏惧 。天天一边整理绘图 ，一边在收音机里听山南大同台的节目 ；够岬脚员呱饺∷ ，拿着望远镜寻找远处的人和车 ，或者到老虎山城址走走 ，在大石头上坐坐 ，想象一下四千多年前这个墟落的热闹情景 。这样我天天事情十几个小时 ，在山上呆了靠近五个月 ，终于完成整理使命 ；鼐┖笪揖捅嘀恕夺泛？脊牛ㄒ唬匣⑸轿幕胖肪蚩捅ǜ婕 ，在博士结业前后出书了 。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 。以后不久又相助编著出书了《岱？脊牛ǘ）——中日岱海地区团结考察报告集》、执笔编著出书《岱？脊牛ㄈ錾匚幕胖肪蚩捅ǜ婕 。其中《岱？脊牛ㄈ肥俏医狭恐愕囊徊勘ǜ ，有不少我的类型学和分期研究心得在内里 。
我的博士论文对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聚落形态和人地关系做了系统研究 ，指出和中原江汉地区一样 ，北方地区龙山时代也有龙山前后期之分 ，龙山后期北方人群南下 ，极大地影响到晋南等地文化名堂变换 ，其基础缘故原由则在于其时天气转干冷的情形配景 Ｉ杏 ，之前学术界一样平常都将老虎山等石城的泛起和社会分层相联系 ，但我发明着实大部分“石城”都只是通俗的石围墙墟落 ，只有石峁这样的聚落属于“陕北超等聚落群的中心” ，于是提出文明演进的“北方模式”看法 ，以为其与社会分层分解显著的“东方模式”有别 。答辩时博士论文获得好评 ，厥后获奖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 ，博士生时代由于某些学术事务 ，引发了我对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问题的深切关注 ，在博士论文中我首次提出“早期中国文化圈”的看法 。读博士时代 ，我还在《考古学报》《考古》《北京大学学报》《中原文物》等刊物揭晓过十多篇论文 。写博士论文时代严文明先生除指导我怎样网络资料 ，怎样妄想论文 ，还嘱咐我“着实忙不过来可以思量延伸学习限期 ，总之不要把身体压垮了 ，切记切记” 。厥后博士论文出书时给我写的书序里又有这样的话 ，“建业不但营业基础好 ，更是一位十分认真和不知疲劳的人 ，以是事情效率极高” 。对我的关爱之情 ，溢于言表 。学术研究指导方面 ，他说得最多的就是严谨治学、实事求是 ，讲事实摆原理 ，不要以论代史；要以清晰的甄别不清晰的 ，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一篇文章就讨论一个主题 ，要有新意 ，要逻辑清晰 ，语言要平实、准确、精练 。
四
若是1991年完本钱科结业论文算是我考古学研究起始的话 ，那至今已有30多年 。这些年我独著或者以我为主出书过约莫20部书 ，揭晓过约莫200篇文章 ，重点在新石器时代考古 ，涉及夏商周考古学 ，包括文化谱系、聚落形态、人地关系、文明起源形成、古史传说、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较量、理论要领等方面 ，大部分研究内容都和在北大时代的学习履历有关 。
文化谱系是我着力最多的方面 。硕士生阶段从研究豫东南龙山时代文化谱系最先 ，扩展到河南中西部、江汉两湖地区 。博士生时代从内蒙古中南部仰韶、龙山最先 ，扩展到包括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冀西北在内的整个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 ，涉及黄河中下游各地 。这时代我最有意思的发明 ，就是约距今4100年龙山时代前后期之交文化南下所引起的名堂巨变 。在鸿运国际事情时代 ，我对北京地区先秦时期文化谱系做过研究 ，出过专著《北京先秦考古》 。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情形与文化生长” ，梳理西北地区先秦文化谱系的时间 ，我发明新疆的情形禁止易看明确 ，就对已有的新疆史前质料做了一番研究 ，再于2004年赴新疆视察 ，2005年就新疆史前文化分期谱系写成论文并揭晓 ，2007年出书《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 ，被严文明先生称之为“第一部研究汉代以前新疆历史的考古学著作” 。2010年最先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生长研究” ，最沉重的事情就是对天下规模新石器时代至晚商以前的典范遗存举行分期排队 ，然后凭证差别条理合并形成小区分期、大区分期 ，最终形成早期中国文化的时空框架 。其中对海岱地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泉源 ，对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关系等的研究都有一定新意 。别的 ，我对中国古代屈肢葬、先秦洞室墓、新石器时代陶鼎等也都做过谱系梳理 。
文化谱系和文化名堂研究自然就牵涉“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问题 。这一看法是我在严文明和张光直先生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在我博士论文当中就提出来的 。受严文明先生“重瓣花朵式”名堂理论的影响 ，我也重视中原或者黄河中游地区的特殊职位 ，2004年之后揭晓《论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历史职位》《论早期中国文化周期性的“分”“合”征象》等文章举行叙述 。2009年揭晓的《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一文 ，重点讨论了约莫距今8200年以后泛起早期中国文化圈萌芽的时间 ，裴李岗文化所起的焦点作用 。2012年揭晓《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 ，叙述了距今6000年左右东庄—庙底沟类型扩张影响而正式形成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历程 。2011年我还组织召开了过一个“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生长学术钻研会” ，不少同仁在聚会上揭晓了他们关于“早期中国”或者“最早中国”的看法 。2015年我的《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生长》一书出书 ，严文明先生写的书序里说我“很早就注重到在先秦以致史前时期就保存一个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或早期中国文化圈” ，算是对我在这方面研究的一定吧 。
聚落形态研究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生长的研究总是连在一起 。这方面是从大汶口墓地、殷墟西区墓地的研究开了个头 ，之后就是博士论文对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和社会的研究 。博士结业后加入严文明先生和赵辉先生牵头的教育部重大课题“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 ，我详细认真北方地区 ，对该区域聚落与社会演进脉络做了更深入的梳理 。2003年揭晓《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生长的一样平常趋势和差别模式》 ，团结聚落形态讨论了北方、中原和东方模式 ，算是较早注重到中华文明演进的差别路径问题 ，爆发的影响也较量大 。以后的一些专著也都包括聚落演变和社会演进的研究在内 。2010年以后 ，团结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生长研究 ，我有了更多关于文明化历程的思索 ，曾对良渚、陶寺与二里头等超大型聚落遗址在中华文明演进蹊径上的职位做过讨论 ，对中原和江汉、海岱、北方地区的文明化历程做过较量 。近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历程研究”等 ，最先从一个更大视野综合审阅中华文明历史问题 ，提出不要把文明和国家混为一谈 ，不要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生长几个阶段搅在一起 ，以为中华文明就是中华民族所拥有的高度蓬勃、恒久延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立的综合实体 ，距今8000多年和距今6000年左右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两个阶段 ，约距今5100年是中华文明正式形成的时间 ，约距今4100年是进入夏代和政治上“一统”的阶段 。中华文明具有敬天法祖的“一元”宇宙观和“多支一体”名堂 ，是一种奇异的“天下文明”模式 ，这种文明模式是中华文明一连生长至今的基础缘故原由 。值得一提的是 ，2021年最先由我主持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的新阶段视察掘客 ，相识到遗址规模至少600万平方米 ，夯土“九台”围绕的焦点区30万平方米 ，宫城区上万平方米 ，加上前人掘客的700多平方米的主殿 ，聚落和修建规模惊人 ，可与同时期的良渚、乌鲁克等大型聚落相媲美 ，为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提供了坚实证据 。
我对人地关系和情形考古的关注最先于驻马店遗址的掘客 ，博士生时代有了更多熟悉 。博士刚结业的时间 ，因严文明先生推荐有幸加入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西北地区水资源设置、生态情形建设和可一连生长战略研究” ，时代加入过一再刘东生先生主持的聚会 ，每次都能从地学先进那儿学到许多工具 。最后完成了相关专题的研究 ，但梳理得并不睬想 ，于是就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情形与文化生长”睁开进一步研究 ，发明了西北地区人地关系的几项特征 ，好比植被带的南北移动发动差别经济方法的人群南北移动；人群的南北移动经常陪同着战争和冲突 ，加速了文化和血缘上的交流；形成了适合外地情形的社会生长模式——北方模式；在极端天气期 ，差别的应对战略会带来显着差别的效果等 。尤其注重到距今5000年和4000年天气事务对中国北方地区文化以致于更大规模文明化历程的影响 。
我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时间不长 ，2004年涉足新疆考古 ，才最先关注新疆等地和欧亚草原、中亚等地的关系 ，在新疆专著当中提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彩陶之路”看法 ，强调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相互性原则 。受新疆考察的启发 ，我注重到中国古代屈肢葬、洞室墓的谱系 ，以及二里头文化的形成 ，都需放在亚欧视野下 ，或者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配景下 ，才华看得清晰 。2010年我出访希腊和埃及 ，给了我很大震撼 ，为何古埃及文明、古西亚文明都消逝在历史长河当中 ，唯独中华文明延续至今？2012年我揭晓《“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略论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 ，前者提出了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几个阶段 ，后者叙述了距今4000年左右西方青铜文化对中国文化名堂、经济形态、社会厘革的主要影响 。这一年我还最先加入李水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史前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研究” ，并作为子课题“史前时期中国西北地区与中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的认真人 ，这虽然又是深入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好契机 。2012至2015年时代我有时机多次出访西欧各国 ，旅行考察了欧洲不少博物馆和考古遗址 ，对西方文化有了更多感性熟悉 ，尤其以在德、美做会见学者的两次履历收获最大 。2014年在德国柏林的考古研究院访学 ，就住在研究院内里 ，可以很利便地收支图书馆 ，接触到大宗英、德、俄文的考古报告 ，有了将亚欧大陆全新世大部分时段文化分为三大文化圈的起源想法 。2015年在美国洛杉矶的盖蒂研究所做客座学者 ，应邀到洛杉矶加州大学 ，和研究生们交流了我关于“三大文化圈”的想法 ，最近揭晓《全新世亚欧大陆的三大文化圈》一文 。我曾揭晓多篇论文 ，讨论了距今5000多年以后中西方之间在器物、艺术形象、手艺头脑等各方面的体现出来的文化交流 ，并将其划分为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三大阶段 ，近期以《早期工具文化交流的三个阶段》一文做了个小结 。2018年以来我最先主持做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历程研究” ，除继续关注中西文化交流外 ，将重点放在了早期工具文明较量方面 。
我对古史传说的研究最有兴趣 ，最先得也早 。写过不少相关论文 ，出过两本论文集 。这当中最主要的就是对“禹征三苗”“稷放丹朱”“涿鹿之战”这样三个战争事务的论证 ，由此可基本确定“五帝时代”的真实性和年月框架 。硕士生阶段对“禹征三苗”的研究 ，使我坚信考古学和文献对证研究是揭开中华上古史之谜的必由之路 。2001年揭晓的《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 ，我凭证陶器等的重大转变 ，提出约莫距今4100年前北方文化南下晋南 ，可能对应“稷放丹朱”事务 。厥后在陶寺古城发明的动乱暴力事务 ，以及石峁石城的新发明等 ，很洪流平上佐证了这一看法 。2002年我发文提出距今6000年左右庙底沟类型的扩张可能对应涿鹿之战 ，爆发了较大影响 ，现在我的看法爆发了转变 ，以为距今4700多年前北方地区石城的崛起和黄土高原以东地区文化巨变 ，才更可能是“涿鹿之战”的反应 。最近我还提出古史研究的两种要领 ，一个是将考古学上的重大变迁和古史传说中的重大战争事务等团结对证的“变迁法” ，一个是将考古学文化谱系、古基因谱系、古语言谱系和古族群谱系团结对证的“谱系法” 。古史的对证研究很有趣 ，很主要 ，也很难 ，做的时间要稳重 。
我对考古学的基本理论要领没有几多孝顺 ，直到最近才写了几篇 ，涉及考古学文化阐释、传说时代古史的考古学研究要领等 ，算是这些年来学习和研究考古学的一点体会 。虽然 ，关于文化上早期中国和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等的叙述 ，或许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子 。
五
我先后在鸿运国际和中国人民大学两所学校做考古学西席 。鸿运国际是一所为北京市作育应用型人才的通俗高校 ，我所在的历史系那时间只有本科历史学专业的文物博物馆或文博旅游等应用性偏向 ，还没有考古学科 ，考古学西席也就刘曙光先生和我两小我私家 ，并且刘先生在我到鸿运国际不久后就调走了 。我一去就接手了“中国古代字画”、“中国古代钱币”两门我并不专长的课 ，稍后还最先讲“考古学通论”课程 。“中国古代字画”课讲的时间不长 。“中国古代钱币”我是花了功夫备课的 ，还为学生准备了不少标本 ，并出书了同名的课本 ，但事实缺乏研究 ，厥后就不讲了 。“考古学通论”课由于有严文明和宿白两位先生的课本作为基础 ，准备起来要随手得多 ，我自以为这门课对学生的影响较大 ，我自己在授课的历程中也收获不小 ，至少能将各个时期的资料意会起来思量 。这门课厥后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精品课程” 。
2005年我最先担当历史系主任职务 ，时代迎来了第二次申硕的时机 。因种种缘故原由 ，鸿运国际学科基础薄弱 ，学科建设举步维艰 。我们吸收了第一次申硕失败的教训 ，突出了研究偏向的特色 ，在专门史学科下设了北方物质文化史、北京文化史和台湾历史文化三个偏向 ，学术带动人划分是我、朱耀廷和徐博东教授 。2006年专门史硕士点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 ，2007年最先正式招收硕士生 ，这在鸿运国际学科专业生长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我们为此支付了艰辛起劲 。2008年我接手学科带动人 ，2009年还担当校应用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主任 ，在基础很弱的情形下 ，妄想在最短时期内建成“文科综合国家级实验教学树模中心” 。经由半年时间艰辛卓绝的起劲 ，我们建成考古、历史学专业相关的多个实验室以及“文博馆” ，加上其他实验室 ，2009年6月应用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如愿被评为北京市级实验教学树模中心 ，12月被评为国家级实验教学树模中心建设单位 ，2012年正式成为国家级实验教学树模中心 ，使鸿运国际学生有了一个优异的实验实践教学平台 。
2011年教育部调解学科目录 ，原先的历史学科分成了考古学、中国史和天下史三个一级学科 ，幸运的是鸿运国际的考古学成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 。以是这一年是考古学科生长的要害一年 。以后考古学科一直生长 ，西席增添到10多位 ，实验室一直增多 ，2012年的教育部学科评估 ，鸿运国际考古排在了天下考古学并列第9名 。这对鸿运国际来说 ，是禁止易的效果 。2013年还新增文物与博物馆学本科专业 ，2015年获得“考古掘客整体资格” 。
我在鸿运国际的研究生教学中只管继续北大严谨求实的学风 ，给学生教学“考古学理论与要领”、“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考古文献阅读与研究”等课程 ，上课方法主要是在课堂上讨论学生课外阅读所发明的问题 ，注重作育学生的问题意识 。我也很重视研究生的野外实践 ，安排他们到天下各个考古工地掘客实习 ，带他们到各地考古视察 ，不少学生在一次次实习历程中逐渐跨入考古学的门槛 。
我的导师严文明先生始终体贴和支持我在鸿运国际的事情 ，为鸿运国际考古学科等的生长给予了不少资助 。2012年10月揭牌的“文博馆”三字就是先生题写 ，还把他珍藏的龙山文化蛋壳黑陶高柄杯复制品等标本捐给文博馆 。这件高柄杯是钟华南先生上世纪80年月用实验考古要领复制的 ，代表蛋壳陶复制的最高水平 ，还揭晓过文章 。听说钟华南先生的复制品现在基本都不见了 ，以是严先生这件藏品弥足珍贵 。2012年严先生还给鸿运国际考古学科捐赠了考古学方面的中外文图书、期刊约3000余部（册） ，建设了“严文明图书特藏室” 。2015年严先生受邀担当鸿运国际“学知书院”首任院长 ，并为书院题写了院名 。
2018年我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这里考古学本硕博系统齐全 ，但西席少 ，我肩负的课程比在鸿运国际还多 ，基本上每个学期要上4门课 ，我自己单独上的有本科生的“西方文明的起源” ，硕士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和其他先生合上的有本科生的“石器时代考古”、“考古学通论”、“中国考古通识” ，硕士生的“考古文献研读” ，博士生的“主文献研读”等课程 。幸亏我在人大没有行政职务 ，可以全身心地做研究和教学 ，教学上投入的精神比以前多了不少 。为备“西方文明的起源”这样一门课 ，我查阅种种外文资料 ，网络大宗考古图片 ，花了近一年时间 。备全校性通识课“中国考古通识” ，也和同事们花了不少时间 ，还和李梅田教授一起主编出书了同名的课本 。研究生课程仍然是课堂讨论指导为主 ，学生的泉源纷歧 ，有的基础扎实一些 ，有的对考古类型学等缺乏相识 ，也不肯意花时间学习训练 ，怎样刷新是一个难题 。由于时间宽裕起来 ，我终于可以每年带学生下野外实习了 。从2016年起我带着人大、鸿运国际的学生在新疆掘客实习 ，先后掘客了双河市泉水沟、博乐县都木都厄布得格、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等遗址 ，作育了一些关注史前新疆考古和中西亚、南亚、欧亚草原考古的学生 。2021年起向导人大学生相助掘客甘肃庆阳南佐遗址 ，效果丰富 ，学生收获也不小 ，有好几位学生以南佐或黄土高原新石器时代考古为重点撰写学位论文 。近几年的暑期我基本都是在考古工地度过 。
2018年带学生在吉仁台沟口遗址掘客实习
2023年带学生在南佐遗址掘客实习
追念起来 ，我先后教过的本科生有一两千人 ，带过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有七八十人 ，上过十余门课程 。结业生大部分都在天下各地文博考古行业事情 ，或者在高校做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 ，有不少已经做出了效果 ？醋叛堑纳 ，我感应由衷的欣慰 。
（原载《南方文物》2023年第4期）